文｜韩松落
小时候，每每读到抗战题材小说，都会看到一种药物—奎宁。如何获得和运送这种药物，以拯救生病和受伤的仁人志士，是这些小说必不可少的情节，作者甚至会借此发展出一条专门的线索。所以，后来每每看到奎宁的名字，都觉得它像是陌生的熟人：经常见到，但了解不多。因为我们身在疟疾不那么常见的年代和地区，对它更是缺乏了解的迫切性。
但我也深知，如果想要知道人类怎样走到今天，怎样改变和被改变，就必然要回到奎宁和它所牵系的事物。终于读到梁贵柏博士在“新药的故事”系列之后的又一新作《双药记》，也终于完整了解了青蒿素和奎宁的身世来历，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迁徙史、交通史、医药史、战争史、版图变迁、政治博弈、科技进展，乃至货币史。
《双药记》
梁贵柏 著
译林出版社
之所以把青蒿素放在前面，是因为在《双药记》里，青蒿更早被提及。东晋的医药学家葛洪在广东罗浮山隐修时，从药农口中知道了青蒿的疗效及其药用方式，他把青蒿收录在自己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写下“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样一行字。这一行字，在今天读来，有一种清澈干净的诗意。而奎宁与西方产生联系，要到1300年以后了。在西班牙舰队终结印加帝国之后，含有奎宁的“秘鲁树皮”被带到欧洲，并且成为此后几百年中对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
青蒿和奎宁都来自植物，但它们的遭遇完全不同。奎宁治疗疟疾的功效很早就被明确，金鸡纳树因而被大规模种植。奎宁的有效成分在19世纪被分析出来，科学家在1944年实现了奎宁的全合成。这个过程还带来一系列副产品，比如，1856年，科学家在合成奎宁时，误打误撞地合成出了被称为“苯胺紫”的紫色染料。当然，只要冲破观念的边界线，很多新事物就同步涌现了，普鲁士蓝几乎同时出现，合成染料之门由此打开。在奎宁合成成功之后，有机合成的概念和方法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而青蒿在中国古代的医药典籍中浮浮沉沉，一直没有被真正打捞出来。另一种同样被葛洪写进《肘后备急方》的草药常山，虽然毒副作用较大，但阴差阳错地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治疗疟疾时的重要药物。后来，金鸡纳霜在清代来到了中国，它的有效性得到了验证，青蒿就再次被那只时代之手按下去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代号为“523任务”的科研项目启动，“青蒿一握”背后的奥秘才一点一点被揭开。
这条探索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通畅，单是在萃取青蒿素的过程中使用乙醚还是乙醇，在什么样的温度下进行，即排列组合出许多可能。而一种可能性一旦遭遇挫败，就会带来长久的怀疑、低迷，乃至否认。直到1971年，屠呦呦在对青蒿素的研究面临困境时，突然有了灵感，决定“降低萃取温度，甚至采用冷浸法低温回收”，对青蒿素的研究才因此加速。
这个世界，关系万千重。一种事物的出现不是孤零零的，它必然牵系众多。更何况，这本书的主角是疟疾这种疾病——“杀死了近一半在这颗星球上生活过的人”，以及针对它的药物——青蒿素和奎宁。如果人类历史是一个漫长的故事，那么它们就是这个故事里虽非主角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存在既庞大坚实又柔若无骨，既隐秘幽微又无法忽视；它们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出现，左右着故事的走向。
梁博士用了文学的方式，来进行现场还原。他还原了越战的一个夜晚，印加帝国的一场信息接力，徐光启和利玛窦的一场对话，也还原了蓝藻细胞从池塘进入蚊子身体的一个瞬间。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只是医药史，也是交通史、战争史和金钱史。最终，那个我们苦苦追索的事物，突然不甘心被湮没，在灵光一闪之后，以明确的方式，在我们眼前现身。
梁博士用了一种极具悬疑感和浩渺感的方式，来书写这个过程。当跟着他从今天回望过去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双重视角的。一个是上帝视角，带着这个视角，我们免不了要着急上火。如果奎宁早点被发现，罗马帝国的结局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因此改变；如果奎宁早点被合成成功，二战局势也会被改变，世界格局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如果葛洪的著作里少一点巫术的痕迹，青蒿的药用价值也许会早一点得到重视。
另一个视角是局中人的视角。我们仿佛身处罗浮山的大雾中，听到附近有耳语、有神谕，却不能听得很清楚；我们也像是提着灯笼，走在黑夜里，但灯笼的光芒只能照亮几尺方圆的地方。就像梁博士在写到屠呦呦和“523任务”团队几次和青蒿素的秘密擦肩而过的时候说的，“近在咫尺，远在天边”。
身处疟疾不再猖狂的今天，我们之所以感同身受，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依然有限，很多事情还在重复发生，我们并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很可能，我们依然在雾里，在夜里，正和我们时代的“青霉素”擦肩而过。一两百年后的人类，将为我们的错过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