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发布了《项英为何不能参加长征？》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八路军在华北发展得很快，仅用了三年时间，队伍就从5万人发展到了50万人。
蒋介石气得目瞪口呆，破口大骂手下的喽啰，说他们都是一群饭桶，
“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延安分地”，“本党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
为此，他要求华北的国军抓住一切机会搞摩擦，想尽一切办法压制八路军的发展空间。
但是，华北的八路军已成气候，稍有受制，便做出有力还击。
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更是直接升级为中原局书记，大有打开华中局面，将黄河南北连成一片之势。
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动刀子。
不过，八路军的势头太大，有点惹不起；南方的新四军这三年来基本没什么发展，先拿它来练刀。
其实，自新四军诞生之日起，蒋介石就必欲灭之而后快了。
在对新四军进行改编时，蒋介石就有意将其分割成好几部分，分别处于国军和日伪军的包围之中。
其中，顾祝同的第三战区管控新四军长江以南的部分；李宗仁的第五战区管控长江以北的部队，虎视眈眈，只要时机成熟，就要吃人。
日本侵略者打得最凶的时间，主要是在1937年和1938年，到了1939年，战线拉得太长，力有不逮，不得不放缓了脚步。
老蒋因此在1939年初日记里提醒自己：“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苏联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欧洲。
老蒋自恃苏联这时候必须依赖自己拖住日本，不敢对自己怎么样，杀气陡生，要求所有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部队悉数开回江南。
同时，不断调整部队，分派重兵从安徽东部向江北的新四军聚拢过来。
一时间，战云密布。
毛主席一眼洞察其奸，同时也料定了老蒋目前还不敢公开撕破统一战线，命令江北的新四军不仅不能退到江南，江南的新四军反而北调到江北以稳固地盘。
1939年11月，毛主席甚至发电报给刘少奇，明确指示：
“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 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停止。”
1939年12月，又发布命令：
“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地区。”
毛主席还担心项英看不清局势，专门致电鼓励：
“凡遇军事进攻， 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 ……绝不轻言退让。”
毛主席想的是，这三年来，新四军被捆住了手脚，一直得不到大的发展，那么，就利用这次机会，就跳到江北地区发展，那边再派八路军主力南下，两军在华中地区实现大会师。
但是，项英的表现很迟缓，几乎没有反应。
1940年3月22 日，老蒋提示国民党军令部制订出《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做出了详细部署：
“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 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 以李仙洲军( 附骑兵一师) 与韩德勤部之一部， 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 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 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联系。”
毛主席即于3月29日致电刘少奇、项英等：
“华中之皖北、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 ……，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为了接应和支持新四军，毛主席要求八路军快速抽调兵力向南发展，规定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要在一个月内抵达安徽东部，八路军115师344旅在二个月内要到达淮河区域，三个月内要组织到足够的力量到达苏北扬州附近。
项英的答复却令人失望。
项英在4月14日致电延安：
“就江南现有力量在大变中不能支持局面，是否目前可允许江北部队南调。”
两天之后，即16 日，又补发一电，提出：
“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飞) 、张( 道庸) 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显而易见，项英的想法是要新四军留在江南与国民党军相抗衡，另外还要江北的新四军派部分兵力回江南“以应大事变”。
项英如此不开悟，毛主席大为着急，于5月4日起草了一封近3000字的指示信，把这个问题讲通讲透，并顺带警告了一句：
“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毛主席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句，惹毛了项英。
项英把这封指示信摔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情绪失控地写辞职信：
“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责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1927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
项英为何会对“1927年的错误”反应如此激烈呢？
“1927年的错误”指的是陈独秀在1927年犯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妥协退让，这个错误，几乎让我党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偏偏，王明在1938年的“12月会议”之后，致力推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
毛主席不得不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政治纪律提出来，并多次单独与项英展开交谈，要求新四军尽快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项英在坚持南方游击战争以及组建新四军做出过巨大贡献，居功自傲，当他看见毛主席把他和王明所推行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说成是“1927年的错误”，不由得恼羞成怒。
写了辞职信后，他又气冲冲地召集袁国平等人开会，赌气说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以后不干了。
可真别说，他这一撂挑子，就把毛主席给难住了。
毕竟，新四军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有他在，就能更好的团结各级干部，也防止国民党拉拢分化，有利于新四军的团结稳定。
毛主席只好在5月23日起草了一封回电，肯定了他的革命功绩，稳定好他的情绪。
如此一来，他就继续呆在皖南。
大祸就要从天而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