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格拉姆·拉詹撰文指出，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印度政府有意借鉴一条已被经验证实过的、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高度相似的发展模式。但若继续这一模式，印度可能会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因为印度不具备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现发展的条件。作者认为，印应大力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服务业，并通过获得的财富改善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夯实印长期发展基础。
本文揭示了印度社会经济的残酷现实，即存在“两个印度”：第一个印度是一个几千万“高素质”人口组成的“发达国家”，拥有具备世界性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第二个印度则是剩下十几亿普遍达不到二年级阅读水平的“低素质”人口组成的“最不发达国家”。
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编译本文，观察者网转载，录入时略有删减，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文/拉格拉姆·拉詹】
2022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其前殖民宗主国英国，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恰似一颗冉冉升起的经济“新星”，充满着无限可能与潜力。如果印度未来能够维持当前6%至7%的年增长率，其将很快超越停滞不前的日本、德国，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若印度继续坚持莫迪政府的现行发展战略，可能在实现经济腾飞前便会丧失增长动力。
到2050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印度劳动力市场将开始萎缩，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意味着印度仅拥有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来实现经济繁荣，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未富先老”的困境。
目前，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为2500美元。为了在未来25年内避免这种局面，印度经济必须保持年均9%的增长率。这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印度新德里的一处市场资料图：新华社
一、中国模式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印度政府有意借鉴一条已被经验证实过的发展模式——这与日本二战后数十年所依循的路径，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高度相似。在发展初期，劳动力将从传统农业向服装缝制、电子组装等低技能制造业转移。这些产品随后将出口至发达国家，印度则从规模化生产中谋取经济效益。
廉价劳动力有助于修补国家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例如，繁冗的官僚体系、不稳定且长期短缺的电力供应，以及陈旧的道路设施。在实现出口获利之后，本土企业将投资购买设备，提高工人生产效率；而工人收入的增加将使他们能够负担更高水平的教育、医疗，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同时，国家税收总额亦会相应增长，从而为政府在基础设施升级方面提供必要资金支持。
这一发展进程成功构建起良性循环：技能越发娴熟的劳动者与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相互配合，让企业有能力制造出更具复杂性与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四十年间，能够从零部件组装起步，一路发展到生产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关键就在于此。但遗憾的是，在当下的印度，这样的策略恐怕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二、为什么中国得以迅速崛起？
印度未能如中国那般顺利转向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绝非偶然现象。
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印两国经济处于相近水平，然而此后中国毅然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即便低技能工厂岗位，也要求工人具备基本教育素养与技能水准，彼时众多中国工人已然达标，相较之下，多数印度工人却难以企及最低标准。故而，外国雇主在投资抉择时，往往更倾向于中国，毕竟中国工人兼具廉价优势与相应工作能力。
此外，中国工人在实际工作进程中逐步熟练掌握生产技能的同时，他们此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又使他们具备运营小型企业所需的基本会计知识，从而有能力自主创办诸如生产螺丝、门把手之类产品的小企业。众多小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蓬勃发展，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注入了强劲且源源不断的动力。
除劳动力因素外，中国还具备其他诸多利于发展的优势。尽管西方惯常认为中国施行“中央集权”模式，中国的地方政府实则握有相当程度的权力。出于争取政绩以及升迁机遇的考量，中国地方官员在行事过程中往往极“注重成果”，对当地企业时常采取宽容态度，助力企业应对严苛规章制度，为其营造相对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其官僚体系不但未达成权力的有效下放，而且缺失推动增长的激励举措，反而沦为本土企业发展的额外负担。
最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方面，中国始终拥有印度难以企及的体制性优势。举例来说，中国政府在特定情形下能够将土地征用于商业开发用途；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之际，能够引导工会节制工资诉求；凭借向国有银行储户支付相对较低的利息，将资金以低成本借贷给企业；能够维持低水平汇率，确保本地企业的国际价格竞争力。然而在印度，但凡有推行类似上述举措的尝试，都必然会遭遇来自各方的强烈抵制。
资料图：新华社
三、错误的方式
尽管困难重重、挑战不断，莫迪政府却依然对制造业发展机遇志在必得。如今，各国都在积极探寻供应链多元化路径，竞相降低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印度的决策者们从中看到了弥补过往错失机遇“窗口期”的曙光。同时，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斩获阶段性成果，多座达到国际水平的机场、港口已落成启用，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里的占比逐步提升，使得电力短缺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高质量的高速公路网络也日臻完善。
然而，印度正面临其他挑战。在莫迪执政十年期间，印度服装业这一“标志性自力更生产业”（the iconic bootstrapping good）的出口增长率未突破 5%，相较之下，孟加拉国、越南的服装出口增长率高达70%以上，出口额已是印度的数倍。面对这些挑战，印度政府开始推行补贴政策，以此刺激本土生产，同时提高手机等产品的进口关税，助力在印国内建厂的制造商在受保护的印度市场获取更多销售盈利。
尽管目前就作出定论还为时过早，然而我们理应对莫迪政府的生产挂钩激励补贴政策心存疑虑。诚然，补贴策略或许真的能够吸引制造商赴印度设厂开展组装业务，但是这些企业却依旧不得不进口大量零部件。
况且，当下印度工人需要与薪酬低廉的孟加拉国、越南工人竞争，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同工业化国家的高薪工人较量，这就致使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在此情形下，企业可供再投资的利润盈余寥寥无几，政府在扣除补贴之后所获的税收增长也颇为有限。
所以，印度若要切实达成升级价值链所必需的良性循环，无疑会面临重重困难，举步维艰。
更为严峻的是，即便莫迪政府能够顺利拓展制造业规模，全球也尚未准备好接纳另一个与中国等量齐观的出口强国。在当下制造业保护主义广泛蔓延，且环境可持续性备受瞩目的形势下，印度政府所效仿的由制造业驱动的中国式发展路径，明显与全球主流发展趋向背道而驰。